8月7日，章莹颖家人及律师召开记者发布会。律师称，凶手将章莹颖的尸体置入三个垃圾袋，倒入公寓外的垃圾桶。这些垃圾被转运至私人垃圾填埋场，期间被压缩至少2次，因此章莹颖的遗骸体积可能小于一部手机，且被覆盖于至少30英尺(约9米)的垃圾之下。

　　事实上，检方于2018年11月已获知章莹颖遗骸可能下落，当时辩方希望提供章莹颖遗骸下落信息以免除死刑但被拒绝。(该段节选自人民日报、凤凰网、世面)

　　为什么检方没有第一时间公布遗体下落?

　　这涉及到美国一项典型的司法制度——辩诉交易(pleabargain)，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pleaof Guilty)。

　　如果犯罪嫌疑人自知定罪难免，可以让自己的律师和检察官谈判，以主动认罪来换取减轻罪名或者减轻惩罚。这种交易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是有利的，可以避免一场冗长的法庭程序，节约司法资源。

　　在章莹颖案中，如果检方接受了辩方的这项交易，就意味着要接受辩方提出的对犯罪嫌疑人降格指控的要求，即放弃对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的死刑指控。另一方面，由于辩方提供的信息受到豁免保护，检方在审判结束前无法将其告知章莹颖家人等。

　　这也使得网友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颇多质疑：

　　受害者的生命权和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孰轻孰重?

　　从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他的一言不发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之良好。“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即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这就是的米兰达权利或者米兰达警告。这句话不仅是一句电影电视剧台词，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宪法支撑。

　　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这项权利在我国并不存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此条文意味着，除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不仅要回答，而且要如实回答。

　　米兰达警告的依据是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公民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其初衷是希望杜绝刑讯逼供。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如果加害人的权利的被过度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章莹颖一案就暴露了这一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罪案中，应该优先保护受害者的权益还是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如果受害者像章莹颖这样置身危险状态，早一刻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受害者就多一分生存的机会，这样是否还应该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

　　换句话说，在危急情况下，受害者的生命权和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究竟孰轻孰重?这亦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无可奈何吧。

　　美国的审判好像一场演出

　　美国的审判和他们的肥皂剧一样，冗长得让人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美国的庭审过程中，好的检察官、律师的法庭发言绝不逊色于优秀的演员，甚至演技更为高超，因为他们并没有剧本。

　　这是由于他们要说服的对象不是法官，而是对法律并不怎么了解的平常百姓，说服这样一群人纯粹的法律论证明显不够，唯有声情并茂来将他们带入己方立场的情境中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而陪审员又容易受自身情感和社会大众、媒体等等的影响，往往让庭审如电影情节般跌宕起伏。

　　这个场面经常让我想到我国近些年很火的一档辩论类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美国的法官就相当于主持人马东，不是导演更不是裁判，只是赛场秩序的维护者、比赛规则和结果的宣读者，真正的裁判是陪审团，他们决定着谁输谁赢。而比赛的观众除了旁听的人，也包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审判活动的人，每一个看比赛的人都希望自己支持的一方能赢。

　　章莹颖一案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致命弊端。陪审团成员不懂法律，但法学是一门高度专业的学科，其中的很多法理知识非经系统学习无法掌握其要领，再加上陪审员更容易受自身情感和外界环境的左右。因此把案件交给这样一群人来做判决极其容易做出与案件法律事实不符的裁决，导致判决不公。

　　有学者认为，由不懂法律知识的人从事审判活动，其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知识和意愿，这不是实行法治而是人治。对此笔者持认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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